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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寻甯记】祠堂是什么?建祠堂有何意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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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堂是什么?建祠堂有何意义?

祠堂是传统宗法制度的产物,但绝不是什么封建迷信,而是族群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。祠堂守望的是乡愁,凝聚的是精神,开发的是智慧,弘扬的是善性。它是文物,也是历史;是文化,也是智慧;是身份,也是灵魂。它既是联系祖先和后代儿孙的精神纽带,也是浸透于家族和民族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基因。

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

为您讲述传《世家风-家祠》





在中国传统礼俗中,有这么一个地方:孩子一生下来,要焚香告祖,周知族人;满月了,要来办满月酒,叔伯兄弟、父老乡亲都会带着礼物、吉祥物前来贺喜;成人了,要在此举行成人礼;结婚了,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拜祖、认祖仪式;当他死后,还是在这个地方,叔伯兄弟、妻子儿女、父老乡亲又会为他举行隆重的人生告别仪式;最后,象征他身份的牌位还会被供奉起来,享受子孙后代的千秋香火。

这里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,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寄托。有生的喜悦,也有死的安宁;有凡尘的苦恼,也有心灵的解脱。它浓缩了一个人短暂的一生,也铭刻着一个人永恒的印迹。

这地方,就是祠堂。

祠堂是传统宗法制度的产物,但绝不是什么封建迷信,而是族群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。祠堂守望的是乡愁,凝聚的是精神,开发的是智慧,弘扬的是善性。它是文物,也是历史;是文化,也是智慧;是身份,也是灵魂。它既是联系祖先和后代儿孙的精神纽带,也是浸透于家族和民族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基因。

说祠堂是一种文化,并非夸大其词。因为祠堂本身就是家族文化的自我构造和自我阐释,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比如祠堂的选址就属于典型的生态文明,风水师勘踏的所谓风水宝地,说起来有迷信成分,但更体现了对生态科学的一种早期认知,祠堂的设计、修造、雕饰,更会借助山形水势等自然机理,寻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相处。

进入祠堂大门,主墙刻有家族祠规,戏台是家族年节聚会庆祝的地方,议事厅是解决族中各类大事的场所,核心建筑部分供奉着祖先的牌位。谱箱里还收藏着家谱,这些反映的又是一种人文情志。家族成员之间基于身份认同和利益关联,自然会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秩序。

广州有羊城十大美景,位居第一的就是陈家祠堂。依山而建,由低到高,南北通贯,中间有通道兼防火墙,拾级而上,取名青云巷,喻示陈姓子孙平步青云,代代高升。整座祠堂的梁柱以蝙蝠雕饰为基础,五只蝙蝠围绕寿字有序排列,意为五福捧寿。空间设计中的四点金、八间头等,严格追求平面布局的科学合理,满足通风、采光等实用用途外还要四水归堂,寓意财源滚滚,财不外流。

这是古老家族文化的价值沉淀,更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代际传递。但从20世纪开始,对祠堂的文化功能出现了严重偏差,很多祠堂毁于一旦,北方乡村的祠堂几乎绝迹。传统家族的文化、道德风范已然成为历史陈迹。南方保留了部分祠堂,但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,祠堂要么被拆毁、被拍卖,要么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沦为垃圾场。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精妙绝伦的古建筑,还有附着于其上的人伦文化和道德指引。在21世纪的今天,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祠堂在传统家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?祠堂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空间和整合力?

明朝洪武十八年(1385年),朱元璋赐封浦江郑氏为江南第一家,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又亲笔写下了孝义家三个大字赐给郑家,   洪武三十年(1397年)御笔亲封郑氏子孙郑沂为礼部尚书。

能得到朱元璋的御笔赐封是郑家天大的荣光。朱元璋没多少文化,也有自知之明,很少亲笔题词,以免出乖露丑。朱元璋强调依法治国,更难得御笔亲封谁做什么官。那么,他对江南郑家为什么情有独钟?表面原因是表彰郑家治家有方,孝义传家几百年,但深层次原因是:朱元璋要把郑家作为治家的典范,还要把郑家作为治国的标本。换句话说,朱元璋表旌郑家,骨子里还是为了老朱家的江山稳固——因为郑家的治家方略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,可以为地方治理和国家稳定提供有效的精神滋养和制度供给。

郑家的立家、传家法宝是什么呢?是家法。元代的郑氏祖先郑太和编撰了《郑氏规范》,明代开国文臣宋濂又亲自帮忙修订、增补。这部闻名于世的家法第一条就规定:

立祠堂一所,以奉先世神主,出入必告。正至朔望必参,俗节必荐时物。——(元)郑太和:《郑氏规范》

修立祠堂,供奉祖先神主牌位,家族重大事项必须入祠禀呈列祖列宗,每年从立春到冬至的主要节气和每月初一、十五必须参拜祖宗,时俗年节必须供奉食品果蔬。

郑家为什么开宗明义在家法第一条规定修建祠堂?从现实功能考察,祠堂是凝聚人心、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媒介和手段。祠堂崇尚祖德,列示宗谱派系,可以将整个家族团聚一处,既实现了人心的集聚,又实现了资本的融合,对家族、对社会、对国家,有益无害。

清朝入主中原后,社会动荡不安,天下人心不稳,后来统治者发现了一个诀窍,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,还可以节约治理成本,实现长治久安。

这诀窍是什么呢?祠堂。祠堂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是实现家族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路径。于是统治者调整治国方针,鼓励家族修造祠堂,集聚族众,发展生产,维护稳定。雍正皇帝就是典型,他在《圣谕十六条》中专门总结了祠堂的四大功能:

立家庙以荐烝尝,设家塾以课子弟,置义庄以赡贫乏,修族谱以联疏远。——(清)爱新觉罗·胤祯:《圣谕十六条》

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,可以强化精神认同;祠堂是家族教育的核心,可以培育人才;祠堂是家族救济的枢纽,可以赈济贫乏;祠堂修谱联宗,是族人归宗、联谊的圣地。

这一招很高明,既顺应了民心,又维护了稳定,可谓一石二鸟,一箭双雕,为后来的所谓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
祠堂这种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从何而来?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?

第一,族群认同。祠堂供奉祖先牌位,排列子孙世系,举办祭祀大典,存放家族谱牒,是整个族群建筑的核心区域和精神圣地,是族群心理认同的物质载体。

凡是人生大事,子孙们都得到祠堂举行重要的仪式,这叫作告庙。子孙外出做官、经商,都必须到祠堂禀告自己的行踪、事项,看似寻求祖先庇佑,实则寻求的是一种心灵慰藉(jiè)。

男子娶妻必须告庙。按照各地的婚俗,新郎迎娶新娘之前,应当由喜主”—— 一般是新郎的父亲或直系父祖辈率领新郎到祠堂,告庙祭祀;迎娶新娘回家,一般在洞房之夜后的次日早上或婚后第三天,新郎带领新娘拜家神、祭祖先、拜公公婆婆、亲戚长辈,完成了这些仪式后,新娘才能正式成为男方家族的一员,才能登录夫家祠堂名录,死后也才能埋入夫家祖茔。

这是不是身份性的繁文缛节?今天有人可能会嗤笑古人的呆板、迂腐。究其实质,告庙隐藏着更为悠久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从人类杂婚时代一直到西周时期,新娘离开娘家的时候,母亲会端一盆水泼在大门口,希望女儿不要被夫家斥还,这就是有名的习俗,叫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

为什么会有这种习俗?解释很多。作者以为,这和当时一种特别重要的礼仪有关:新娘离开自己父兄家族,就必须融入丈夫家族。所以到夫家后要举行特定的庙见之礼”——到家庙(也就是以后的祠堂)拜祭祖宗。但时间不是三天,而是婚礼三个月以后。三个月内,新郎新娘不得同居,而是别居。这三个月,如果新娘因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,男性家族必然能够掌握证据,为了确保夫家血统的纯洁和荣誉,夫家有权解除婚约,将新娘斥还。三个月内无异常,新娘就可拜谒夫家祠堂的列祖列宗,正式成为夫家的家庭成员——这就是后来拜祠告庙的最早形态。

新娘到家,三个月不让同居,似乎有点不近人情。这是不是拿祖宗的规矩阻挡现实的幸福?辩证来看,这确实有悖于今天的自由婚姻精神,但和杂婚时代相比,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人道的制度改良。杂婚制时代,世界各地都有杀首子献祭的习俗——将头胎子女杀死敬奉神灵,这是血祭的一种。为什么会这样做呢?为了保证男性家族成员血统的纯洁性和正统性,防止新娘生育他人子孙,紊乱血统。

第二,文化传承。家族祠堂无论是族谱记载的祖先光荣事迹,家规家法,还是外在的建筑、祠联、藏书、遗物,都是民族文化、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。

以建筑为例,宗族祠堂的设计都是围绕祖先神主供奉点——正厅,依序排开。家族所有的建筑都是围绕宗祠有序散布开来,最终形成一个以祠堂为核心的建筑群落。在古代,出于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,所有人家的住宅无论方位选择、规模设计、高度延伸都不得僭越祠堂的尺度,代表着谦卑和礼敬。

这种对祖先的礼敬文化后来延伸到很多领域。比如子孙居住的地方,从台阶的设计,到墙角线的退缩、方位的选择,都必须严格恪守礼法和家法,不得超越父母、祖父母的标准。比如台阶的级数,辈分越高,级数越多,不能僭越,今天所谓的阶级代表等级、层级,就是来源于此。

比如,父母居住的房屋和子女居住的房屋不能在一个水平线上,子女的房屋必须后退一定的尺寸,一般是三厘米,代表礼敬谦恭。

这些家族内部的治理法则后来上升为民族美德,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。

第三,人才培育。祠堂是家族培育人才,特别是启蒙教育的发源地和主阵地。一般有两种形式:第一类,初级教育由家族塾学负责,简称家塾。比如《郑氏家范》就规定设立家塾,家族子弟免费入学。除了正规的儒家经典外,还必须背诵家族谱系和家法家规,每十天考查一次,背诵不了要受处罚。

塾学之外,很多家族还在祠堂内开办书院,培育家族子弟博取功名,提供从初级教育到中高等教育全方位服务。前面讲到的广州陈家祠设立的初衷就是成立陈氏书院,遴选优秀人才,延请名人教授,不仅不收学费,还有生活补贴。   再如江西《义门陈氏家训》规定:设立初级书屋,训教童蒙。每年正月起馆开学,冬月散学,子弟7岁入学,15岁出学。如果学业成绩优异,就升入家族设立的东佳书堂修学,进一步深造,求取功名。

第二类,子弟长大了,外出学习,或入官学,或拜名师,由祠堂代表家族进行补贴、奖励。浙江海宁的《硖(xiá)石蒋氏义庄庄规》就规定,对于家族子弟发放四元到五十元不等的读书补贴。

家族办学,对家族、社会、国家的贡献不言而喻。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评价说:家族教育不仅为国育才、储才,还可以保护家族文化的有效延续。饱读诗书,能外出为官为宦,必然精忠报国。即便不能做官,也必然通情达理,维护家族稳定团结。

第四,道德教化。古代家族子孙在外无论官做得的多大,钱赚得多多,回乡后都得低调淡定,不能土豪,不能烧包,不能回家过节就长夜赌博,更不能驾着豪车拉着小三回家显摆。

因为有个关口他们过不了:祠堂。

祠堂是道德教化之所,也是维护风纪之源。祠堂弘扬的是团结和睦、尊老爱幼的家族精神,可以开展初级审判,规范子弟言行。对于为官清正、仗义疏财的子孙,祠堂会张榜、立杆、钉匾,进行嘉旌、奖励;对于贪官污吏要削谱,赶出家门;对于钱财来路不正、用非其正的子弟要严惩不贷,直到削谱。所以,那时候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家族性、地域性诈骗窝点,不会出现以赚钱多少衡量本领高低的畸形价值观。

祠堂守护的不仅仅是祖先的香火,还守护着道德的圣坛。古代祠堂都悬有竹板或棍子,专门用于惩戒不良子弟。犯上作乱、不孝父母、乱择婚配、破坏水源、砍伐祖林,都要受到严厉处罚。虽然有身份性的局限,但就其根本宗旨而言,确实有利于规范子弟言行,有利于维持公共秩序,维护善良风俗。

第五,公益维护。祠堂作为一个家族的基本管理单位,还承载着维护家族和地方公益的职能。从修桥铺路到修理水利设施,再到环境保护、赈灾救荒,祠堂全方位地维系着家族利益,最大程度防范家族子弟陷于贫困和危险。比如,修建陈家祠,除了最实用的教育功能外,还有一项功能:陈家族人凡是到广州打官司、缴税款或有急难,都可以到祠堂寻求救济,不会遭受非法侵害,不会流落街头。

为实现这种功能,很多家族祠堂都拥有公产,常见的有祭田、学田、义田。祭田收入用于祖先祭祀,学田收入用于族中子弟入学补贴、奖励,义田收入则用于赈济族中及地方贫困家庭。

这三类田产具有很强的家族救济和保障功能,族谱、家规都明令不得买卖、抵押。比如福建浦城高路季氏谱训就明确规定:如家族子弟私卖祭田,家长联合全族,申控官府断绝亲属关系,到祠堂祭告祖宗后从宗谱中涂消姓名支系。

第六,地方自治。祠堂从内到外,从财产管理、行为规范、地方安全,全方位实现了家族自治和地方自治。一旦地方出现灾荒、兵匪,家族之间就会共同联合,一致行动,确保地方安全和社会稳定,形成了国家治理、乡村治理、家族治理的有效联动。

古代乡村在和平时期为什么很少出现反社会势力和邪教组织?因为家法和族规都严厉禁止此类现象发生,一旦出现,祠堂就成了惩戒凶顽的正义场所,上应国法,下规族众。安徽太平县馆田《李氏宗谱》就明确规定:凡是家族中出现抢劫、杀人、绑架等恶徒,由族长召集族众在祠堂议事厅议决,责令其自杀谢罪。成都龙泉驿区西平镇的《谢氏族谱》就规定:凡是奸淫、卖淫者,统统削谱除名,以免玷污祖宗,羞辱族人。

到了战乱时期,祠堂的家族治理功能会不断弱化、淡化,无数的反社会势力甚至邪教组织乘虚而入,很快就会替代家族治理的功能,乡村凋敝,文化断层,道德沦丧,最后的结局就是王朝的衰败和灭亡。

祠堂文化确保了一个家族的血缘正统和精神认同,在凝聚人心的同时,确立了基本的人伦秩序、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,使整个家族长幼有序,分工明确,严防行为失范和极端化行为的出现。更重要的是,祠堂文化培育了子孙后代感恩与敬畏之心,知本知足,能够随时自觉调控内在心理和外在言行。

不可否认,祠堂文化有不合时宜的成分,比如打屁股,搞家暴,侮辱人格;比如禁止寡妇再嫁,破坏婚姻自由;比如超越国法,用浸猪笼等方式公开处死强奸、乱伦、抢劫杀人等恶性犯罪的家族成员等。但除去这些糟粕外,我们还必须正视:祠堂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遗存,是心灵栖息地,精神净化所。祠堂从物理、生理、心理,从性格、人格、品格,从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实现了对家族个体的全方位正向塑造,不仅有益于个体身心健康成长,也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,更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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